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写完了，现在安排9月23日在北京做一个首发，然后算是与上卷“合璧”了。
从发愿写激荡，到跌荡的完成，前后已经六年了。在后记中我说，“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今天，完成《跌荡一百年》下卷，她已经要上初中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的来，也不白白的走。”
四本书加在一起有100多万字，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答案找到了吗？书面的标准答案似乎是有了，可是在现实中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你看这几天国有企业对山西煤炭企业的收编，看山东钢铁对日照钢铁的强购，看中央企业在地产领域的疯狂，仍然是无语且无解。
我在跌荡的最后一章中写－－
德国有谚语曰：“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和轮回。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二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曾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之路，似乎是这段论述的最生动的注脚。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编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却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了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此刻在这里抄这一段话，实在是有特别的焦虑与无奈。
在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受骗，而仅仅是在自欺欺人。
跌荡写得很不轻松，也许卖得也不如激荡。但这样的下场对我来说，是应得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