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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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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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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为了50年前的大饥荒  

2009-05-19 12: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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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字,突然想起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些我们刻意想要忘却的日子,其实是真正应该刻在骨子里的。 历史,是我们亲手穿上去的一件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你还记得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吗?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Stuart·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中国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在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

写这篇文字,突然想起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些我们刻意想要忘却的日子,其实是真正应该刻在骨子里的。

历史,是我们亲手穿上去的一件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你还记得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吗?

 

写这篇文字,突然想起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些我们刻意想要忘却的日子,其实是真正应该刻在骨子里的。 历史,是我们亲手穿上去的一件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你还记得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吗?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Stuart·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中国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在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Stuart·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中国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在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1960年5月16日的报道称,“来自某个公社的消息说那里50%的儿童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虽然没有大量的歉收报道,但是很明显中国把广东的农产品运到城里给产业工人,或者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在一个地方,农民使一辆火车出轨,抢夺了把他们的谷物送往北方的列车。”在8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援引福州一位母亲给她在香港的儿子的信说,“要不是你寄点钱回来,我们一年也吃不到一块肉。”

,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

实际的情况,与《时代》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则成功地发明了“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这个办法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广为推广。

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1959年的那场大饥荒,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太够。【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的专栏,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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