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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中国公司观察

 
 
 

日志

 
 
关于我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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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遗忘对抗  

2009-02-10 10:3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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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当代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便是刚刚过去的1978年到2008年,在此之前,没有动荡的和平发展期最长不过10多年而已,在每一次近乎毁灭式的推倒重来后,我们便会丢失一些记忆,从而让我们不知何往,而发展是需要传承与延续的。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商业的“后望”与钩沉,艰巨而辛苦,繁琐而劳碌,期间,最能考验你自身极限的是什么?对于自己的切实努力与辛勤耕耘,你如何评判?   吴晓波:最考验我的是体力和知识的宽度,每每思及,我总是非常焦虑。傅斯年曾经说,一门学科要被突破,往往需要四个新,新办法、新材料、新领域和新问题,我所专注的中国企业史研究,是一个很冷僻却又无比鲜活着的课题,它与历史接续,却又日日更新。我常常想,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我们还很可能在十五年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完整、独立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商业进步史,这是一件很让人耻辱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也许仅仅是一次拓荒,是竭尽了全力的个人努力。所以,我常常感觉力有不逮,心生敬畏。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与张翼做了一个对话,关于《跌荡一百年》。2004年之后,所有的心思便都在企业史里,甘苦自知,就象在对话里写的,“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与张翼做了一个对话,关于《跌荡一百年》。2004年之后,所有的心思便都在企业史里,甘苦自知,就象在对话里写的,“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 《中国经营报》:一部《跌荡一百年》,将1870年至1977年这百多年间“企业史”全景描摹,你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应该说这是你写作本书的基本初衷与立意。写作《跌荡一百年》,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讲叙者、旁观者抑或发现者?   吴晓波:我想做的工作是重新发现历史,以及从历史中找到用于当今的“史识”,也就是历史对于今日中国的借鉴。我国的近当代企业史是从1870年前后开始的,而在世界经济史上,这也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130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断断续续,企业家阶层的角色模糊不清。我想把这一百年写清楚,再接上最近的30年——已经出版的《激荡三十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发现很多规律。   《中国经营报》:对于历史人物的清晰认知与定性,一言难尽、殊非易举,《跌荡一百年》如何体现对于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   吴晓波:百年企业史上,有很多值得记取和细细研究的人物。《清史稿》把“晚清商父”盛宣怀称为“误国首恶”,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全面失败如果要找一个“误国首恶”,非孔祥熙莫属。孔氏在很长时间里是国家的财政首长,一度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百年以来,没有人在财经事务上比他权力更大,他把国家纲常全数败坏,而自己则成为举国首富。他是国家主义与官僚资本勾结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我在写作历史时,很少对人有强烈的好恶感,也拒绝用个人的情感来影响理性的判断。但是,孔氏是一个例外。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了解和清算,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类似人物在当今中国换胎重生。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最欣赏的人物是张謇、卢作孚和范旭东,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张謇更是中过状元的大儒,他们投身商业,精于经略,打造了中国的纺织业、运输业和化学产业,同时,却能保洁其身,事事以国家为重。卢作孚

 

【】

《中国经营报》:一部《跌荡一百年》,将1870年至1977年这百多年间“企业史”全景描摹,你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应该说这是你写作本书的基本初衷与立意。写作《跌荡一百年》,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讲叙者、旁观者抑或发现者?
  吴晓波:我想做的工作是重新发现历史,以及从历史中找到用于当今的“史识”,也就是历史对于今日中国的借鉴。我国的近当代企业史是从1870年前后开始的,而在世界经济史上,这也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130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断断续续,企业家阶层的角色模糊不清。我想把这一百年写清楚,再接上最近的30年——已经出版的《激荡三十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发现很多规律。
  《中国经营报》:对于历史人物的清晰认知与定性,一言难尽、殊非易举,《跌荡一百年》如何体现对于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
  吴晓波:百年企业史上,有很多值得记取和细细研究的人物。《清史稿》把“晚清商父”盛宣怀称为“误国首恶”,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全面失败如果要找一个“误国首恶”,非孔祥熙莫属。孔氏在很长时间里是国家的财政首长,一度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百年以来,没有人在财经事务上比他权力更大,他把国家纲常全数败坏,而自己则成为举国首富。他是国家主义与官僚资本勾结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我在写作历史时,很少对人有强烈的好恶感,也拒绝用个人的情感来影响理性的判断。但是,孔氏是一个例外。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了解和清算,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类似人物在当今中国换胎重生。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最欣赏的人物是张謇、卢作孚和范旭东,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张謇更是中过状元的大儒,他们投身商业,精于经略,打造了中国的纺织业、运输业和化学产业,同时,却能保洁其身,事事以国家为重。卢作孚年轻时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些理念很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学习。他们的事迹应当被人们重新记忆,以为典范。年轻时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些理念很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学习。他们的事迹应当被人们重新记忆,以为典范。   《中国经营报》:在我看来,《跌荡一百年》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的商业纪念。追究起来,大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萌生了写作《跌荡一百年》的念头?   吴晓波:写作《激荡三十年》时,我便规划了往上溯源的写作计划。我曾说过一个故事: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其间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样的疑惑触动我追溯更遥远的商业历程。而我们在观察当今中国的时候,常常也会问起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国家干预在中国总是那么的强烈?为什么企业家阶层是如此的容易被妖魔化,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企业家阶层总是“话不投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当我们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跨度之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看清楚很多。为写作此书,我近年去了国内不少地方,去南通时感触最深,尽管张謇已经去世80多年,但是他改造家乡的迹象仍然可见,我去他的墓地参拜,听到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张謇生前是江南巨富,而他把所有财产都用于南通建设,真可谓来去干净。2008年入秋,我专程去重庆北碚参拜卢作孚墓,当地年轻朋友却很少知道这个人了。   《中国经营报》:应该承认,社会公众针对百年商业简史的遗忘与淡漠,已经非常严重,你们的追寻与钩沉,你们的所有努力,为的是让中国商业史更具传承意味?   吴晓波:就跟王石会有的疑惑一样,当一个企业家完成了原始积累后,他总会自我疑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背后,便包容了对历史的追索,尤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更甚。   中国的商业进程是一段被割裂的历史,从历史年谱来看,中
  《中国经营报》:在我看来,《跌荡一百年》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的商业纪念。追究起来,大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萌生了写作《跌荡一百年》的念头?
  吴晓波:写作《激荡三十年》时,我便规划了往上溯源的写作计划。我曾说过一个故事: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其间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样的疑惑触动我追溯更遥远的商业历程。而我们在观察当今中国的时候,常常也会问起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国家干预在中国总是那么的强烈?为什么企业家阶层是如此的容易被妖魔化,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企业家阶层总是“话不投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当我们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跨度之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看清楚很多。为写作此书,我近年去了国内不少地方,去南通时感触最深,尽管张謇已经去世80多年,但是他改造家乡的迹象仍然可见,我去他的墓地参拜,听到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张謇生前是江南巨富,而他把所有财产都用于南通建设,真可谓来去干净。2008年入秋,我专程去重庆北碚参拜卢作孚墓,当地年轻朋友却很少知道这个人了。
  《中国经营报》:应该承认,社会公众针对百年商业简史的遗忘与淡漠,已经非常严重,你们的追寻与钩沉,你们的所有努力,为的是让中国商业史更具传承意味?
  吴晓波:就跟王石会有的疑惑一样,当一个企业家完成了原始积累后,他总会自我疑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背后,便包容了对历史的追索,尤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更甚。
  中国的商业进程是一段被割裂的历史,从历史年谱来看,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便是刚刚过去的1978年到2008年,在此之前,没有动荡的和平发展期最长不过10多年而已,在每一次近乎毁灭式的推倒重来后,我们便会丢失一些记忆,从而让我们不知何往,而发展是需要传承与延续的。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商业的“后望”与钩沉,艰巨而辛苦,繁琐而劳碌,期间,最能考验你自身极限的是什么?对于自己的切实努力与辛勤耕耘,你如何评判?年轻时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些理念很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学习。他们的事迹应当被人们重新记忆,以为典范。   《中国经营报》:在我看来,《跌荡一百年》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的商业纪念。追究起来,大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萌生了写作《跌荡一百年》的念头?   吴晓波:写作《激荡三十年》时,我便规划了往上溯源的写作计划。我曾说过一个故事: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其间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样的疑惑触动我追溯更遥远的商业历程。而我们在观察当今中国的时候,常常也会问起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国家干预在中国总是那么的强烈?为什么企业家阶层是如此的容易被妖魔化,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企业家阶层总是“话不投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当我们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跨度之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看清楚很多。为写作此书,我近年去了国内不少地方,去南通时感触最深,尽管张謇已经去世80多年,但是他改造家乡的迹象仍然可见,我去他的墓地参拜,听到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张謇生前是江南巨富,而他把所有财产都用于南通建设,真可谓来去干净。2008年入秋,我专程去重庆北碚参拜卢作孚墓,当地年轻朋友却很少知道这个人了。   《中国经营报》:应该承认,社会公众针对百年商业简史的遗忘与淡漠,已经非常严重,你们的追寻与钩沉,你们的所有努力,为的是让中国商业史更具传承意味?   吴晓波:就跟王石会有的疑惑一样,当一个企业家完成了原始积累后,他总会自我疑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背后,便包容了对历史的追索,尤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更甚。   中国的商业进程是一段被割裂的历史,从历史年谱来看,中
  吴晓波:最考验我的是体力和知识的宽度,每每思及,我总是非常焦虑。傅斯年曾经说,一门学科要被突破,往往需要四个新,新办法、新材料、新领域和新问题,我所专注的中国企业史研究,是一个很冷僻却又无比鲜活着的课题,它与历史接续,却又日日更新。我常常想,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我们还很可能在十五年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完整、独立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商业进步史,这是一件很让人耻辱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也许仅仅是一次拓荒,是竭尽了全力的个人努力。所以,我常常感觉力有不逮,心生敬畏。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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