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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中国公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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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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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2009-01-23 11: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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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真理”,对于企业家似乎也是一样。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一直到今天,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商业目的,仍然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竞争武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商业史发生过怎样的景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第二年的1月,日军以保护日侨为由进犯上海。“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势不可挡的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在新闻中报道: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 一直到今天,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商业目的,仍然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竞争武器”。让我们来看看,近现代商业史发生过怎样的景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第二年的1月,日军以保护日侨为由进犯上海。“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恸哭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势不可挡的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在新闻中报道: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京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京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其后一月内,超过一百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景象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说,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象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人们对那些采取了过激行动的人抱持了宽容的态度,甚至将之视为民族英雄,在武汉,有人把一枚炸弹扔进一家被认为销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仅仅被处以缓刑就释放了。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抵制活动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会收到来自厦门的商人来信,要求澄清朝鲜人参该不该抵制。商会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垄断了朝鲜人参的贸易,因此,认定“朝鲜人参是日本产品”。商会当即给厦门的商人团体以及各港口发送电报,并在市民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再买朝鲜人参。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钮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爱国主义是最好的避难所”,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真理”,对于企业家似乎也是一样。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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