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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中国公司观察

 
 
 

日志

 
 
关于我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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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下)  

2008-12-04 07:1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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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特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 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年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特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特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年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

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特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特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还很喜欢沃尔特·李普曼――他是我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其实,历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却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惊喜若狂。我常常感奋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灭而黯然神伤。

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还很喜欢沃尔特·李普曼――他是我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其实,历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却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惊喜若狂。我常常感奋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灭而黯然神伤。 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不再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象极了我们每一个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的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我们只是在无限的接近。就好象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缪和徒劳的。 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前,静视运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点击查看: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上)

 

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年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

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不再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象极了我们每一个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的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我们只是在无限的接近。就好象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缪和徒劳的。

 

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前,静视运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

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特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年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点击查看: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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