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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中国公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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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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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史札记六】  

2006-09-18 15:53: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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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为方军写札记,总让我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不知道我对历史的观察是否陷入了某种偏执,带有个人价值观的观察有时候会对某些判断产生偏差,这实在是应该警觉的。前日读罗曼罗兰的传记,他称自己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这种角色感耐人寻味。
  • “国字号”企业家的宿命
在中国企业史上,国营企业的经营者们是非常独特而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却在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带入市场化的轨道。
1988年4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炉,入选者清一色是国营企业的当家人。当时,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这个称谓还十分的陌生。此前一年,彼得·德鲁克发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他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那些愿意把变革视为机遇,并努力开拓的人。”从这个定义出发,这20位入选者都当之无愧。他们是当时承包制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杰出者,他们领导的企业在之前都死气沉沉,而在改革后则焕然一新。
2003年11月,在评选后的第15年,幸运者在杭州聚会。人们发现,这二十人到此时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企业家岗位上工作的,只有杭州青春宝的冯根生、青岛双星的汪海以及烟台港务局的朱毅三位。
年过70的冯根生仍然在岗,是因为他在1993年把国营企业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控股权买给了泰国正大集团,当时媒体的报道是“换上洋衣,买个机制”,据称正大对冯的承诺是,“可以干到不愿意干了为止”。
20人中最年轻的朱毅则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烟台港务局在1998年后就陷入低迷,2003年,拥有8000员工、20多个子公司的港务局只有100万元利润。朱毅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他的部下说,“已经过去十多年,大家的境遇和心态都不一样了,朱局长现在不想再说什么。”
汪海则是一个“异数”。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决断,象一只碰不得的老虎,在他的经略下,双星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1989年宏观调控,根据上级规定,国营企业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请客只能四菜一汤。汪海就用大盆盛菜,每个盆里有四个菜碟,纪委为此前来叱问,他说,“你们也没有规定盛菜的时候不准用盆盛。”汪海还在双星给自己封了一个职务――“终身总裁”,这当然不符合国资委的管理条例,但是他要这么干,也没有人敢改变。2005年,汪海请北京一家资产评估所评估双星和他个人的无形资产价值,结果,企业评到了492亿元,他个人评到321亿元。不过,他对此不太满意,在他看来,个人的无形资产应该比企业的还要高,他对电视专访节目《财富中国》的主持人说,“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符合现实。为什么说呢?应该是有企业家才有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双星有了汪海才有了双星。”
二十人中,有三位后来成了官员,当得最大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陈清泰,他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属副部级官员。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尚海涛在1995年被调任煤炭部总工程师,之前,他尝试在企业实行股份制,并试图在香港上市,但都一一地搁浅落空,对他来说,升迁是一种无奈,他对记者抱怨说,“我不愿做官。做官受约束更多,不如做企业实在。那时候,两种因素促使我同意上来。其一,我在企业,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想干事不能干。我感到在企业再没有用处,在那呆也没太大意思。第二,当时他非要提拔,你去这儿吧,你去那儿吧,非要我去不行。不去也得去,说到这一步了。我并不想出来当官,想当官我早出来了。”
这一群人里,最臭名昭著的是武汉的于志安,他于1995年出走菲律宾,曾经轰动一时。于志安12岁从军,16岁入党,先后就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和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他出任亏损大户——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当年使企业扭亏,在他的领导下,长江动力集团迅速壮大成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横跨10大行业、拥有国内外200多家单位的大型跨国集团,1991年,企业跻身“中国500强企业”。于志安是国内最早提出国营企业产权改造的企业家之一,也被认为是二十人中最有战略观的一个,早在1988年,他就提出企业产权这一敏感问题,认为企业可以不属于国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厂长们还在小心翼翼地讨论所有权该如何与经营权分离。1993年,即将到退休年限的于志安在菲律宾以个人名义注册50万美元,成立长动集团菲律宾公司,并承接了一座水电站的修复营运工作,两年后,他赴菲不返。在之后的大量报道中可以发现,在后期,于志安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他以敢于顶撞“婆婆”和省市领导而闻名湖北企业界,长江动力集团归口武汉市机械局行业管理,但于志安“根本不买帐,连一份财务报表都不送给机械局,长动也就由此变成了一家“无上级主管”的企业”,每年当武汉市有关职能部门派人前往长动作例行检查时,于志安经常派厂保卫人员将他们拒之门外。1995年前后,在中国知名企业家中,有红塔集团的储时健和于志安同时在59岁退休年限前出事落马,被捕判刑的储时健倍受同情,而出走菲律宾的于志安则被列入“外逃贪官名录”,举国无人为之喊冤。据报道,“后经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65万美元的国有资产被追回。”
入选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的二十人,没有一个最后完成了企业产权的清晰化改造,到2006年,一半企业陷入困境或已经消失。其中不少人的晚景让人唏嘘。
当年知名度最高的是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他是承包制改革的全国典范。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评选颁奖仪式上,他被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集体照相的时候,中央领导问身边的马胜利:“马承包,你包了多少?”答:“36个。”问:“包字是不是那么灵?”答:“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问:“你不是还有36计吗?”笑答:“是。”中央领导最后诙谐地连声说,“包为上策,包为上策。”可是,就在这阵欢笑过后的一个月,从浙江传出承包失利的新闻,半年后,马胜利的承包托拉斯全面塌陷。1995年他被免职后,每月只能领到130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去开包子铺以维持家用。湖南的邹凤楼是另一个失落者,他在退休后一度面临生活危机,每月只领500元,还不能解决医药费,当地媒体曾公开讨论“邹凤楼现象”,他的退休金因此被特批涨到900元。
这批以承包改革获得关注的国营企业家很快就成为了历史的过客。在此后,另一些靠市场拓展而崛起的企业家成为了主角。在90年代变得名声显赫的企业,无论是海尔、联想还是长虹,在1984年之前的中国国营企业序列中,都是寂寂无名之辈,然而它们都因为有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在各自的行业中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并在市场竞争中站住了脚跟,因而得以迅速地脱颖而出,相继成为新一代国营企业的楚翘。然而,这些新型国营企业家所面临的困扰,似乎一点也不少他们的前辈们,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与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个庞大而难解的乱线团至今让这些国字号的当家人们日日苦恼。在未来的公司变革中,它们仍然是需要直面化解的难题,仍然会有无数的企业家成为变革的牺牲者和试验品。
在中国商业界,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是个人素质最为优异、责任心也相当强的一群,然而客观地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除了垄断性产业之外,我们鲜有看到真正的成功者,而且也无法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成功定律。这或许真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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