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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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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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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能搞垮中国吗?  

2006-09-18 15:51: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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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能搞垮中国吗?

经济学家似乎真成了当今中国最尴尬的职业。去年,香港教授丁学良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闹得举国愕然,上月,已经很久没有发出声音的北京学者何新又冷不丁蹦出一句“经济学家搞垮中国”,在网上自又溅起一番争论。
我很高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所以能站在城头看火烧。近期一直在埋头整理中国企业史,不时查询到一些经济学家在某些关键时刻发表的高论,在当时听去好象都掷地有声和耸动得很,但是放得远一点来看,却又会是另一番感慨。1986年,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发表过一本《中国的农村发展》,他建议说,“惟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允许农民,尤其是最贫困地区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也许不一定非要到上海或北京去,但他们必须到某个地方的城市里去。”很显然,如果当年中国采纳了他的建议,今天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景象。
在我的印象中,惟一一个差点“搞垮中国”的经济学家是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话说1988年,弗里德曼在张五常教授的陪同下访问中国,彼时,戈尔巴乔夫正在苏联搞激进改革,东欧国家也是风声鹤唳一片,中国经济的正处在通货膨胀的边缘。弗里德曼是国际最知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他因此得到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与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极力主张中央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美联社引用他的观点说,“不应该把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混为一体,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在四川考察时,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
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张教授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几个月后,中央采取的改革政策便是弗里德曼的“一刀砍掉式”,从3月起,中国开始“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一点都不象弗里德曼所预测的那样“不一定会轮番上涨”,据《中国物价年鉴》记载,这一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闯关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当年的香港《信报》评论说,“西方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是极为差劲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体制知之甚少,不敢胡乱做出什么主张,此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沉默。”2001年4月,张五常教授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承认,“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
事实也许是,如果没有弗里德曼的建议,中央政府也可能照样会搞“物价闯关”,也照样会“一团糟”,不过这位国际价格理论大师在关键时刻的上门论证无疑起到了忙中添乱的效果。自弗里德曼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不再看到哪个经济学家的建议曾经左右过中国经济决策的走向。我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每次变动,都伴随着体制的一次次突破及民间力量的崛起,它的进退循环,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竞争与妥协的产物。中国变革的路径看上去交错复杂,貌似一团乱麻,但是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必然性却是十分的清晰,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充满多项选择。其中最大的动力源在于,全民上下,从中央决策人到平民走卒,均以国家繁荣和民众富裕为最高的诉求,这个目标从未稍有转移。
我读何新先生的谈话,他认为“某些摇唇鼓舌的经济学家们也会毁掉改革、搞垮中国”,为了引证,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这句话听上去实在很让人困惑,拿破仑说出这句话距离今天应该有180多年了吧,问题是哪一滴墨水毁灭了社会?经济学家不可能承担振兴国家的主要责任,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搞垮的“魁首”?忧国忧民,无可指摘,而莫名的耸动言论却可能让真正的责任者肩膀轻滑。
没有必要否认或夸大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对中国成长的作用,然而以为这个群体竟能够搞好或者搞垮国家,却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如果它能够成立,与此相关的其他命题将包括“超女李宇春或影星章子怡会不会搞垮中国”等等。对此,4月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可能比很多人都要清醒得多。2001年,93岁加尔布雷斯从印度回到美国,他说:只是在印度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知识中有一半是错的,另外一半在印度也是不适用的。【周末画报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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