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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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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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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拯救的生命  

2006-09-18 15:42: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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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中午陪女儿和她的两个同学去必胜客,下午她要练琴,我回到办公室的电脑前。
从家里的院子里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柳树的颜色已经深了很多,昨夜有雨,路旁的白色、红色的玫瑰散落半地,突然惊心,春天已经快过去了。我不是一个对季节很敏感的人,只是有时候会谓叹于岁月的易逝。象我这样的人,每日把时间化在读书和写作上,其实,对所写出来的东西一点信心也没有,或者也知道,它们对于这样社会的贡献实在了了而已,只是,我不会干别的,也不喜欢干别的,于是,现在的状态就成了命中注定的事情。贴一篇刚刚发表的专栏,文中那个年年拿奖学金的同学就是秦朔,他当年南下办南风窗,现在上海为第一财经日报挣扎。今年是我们大学入学二十周年,不知道他还记得当年的那个晚会吗。
  • 知识拯救的生命
1973年的某个深夜,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
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了,亲密的朋友们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们也同他划清了阶级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
人生在那样的时节,似乎真的走到了夜的尽头。
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始写书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薄上写着字,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神游千古,忧在当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事实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行了这部手稿。但他还在默默的写,写到“生命如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终于摄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顾准没有自杀、没有绝望,一位唯物论者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许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远说:“是知识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一位她的儿子。”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是: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还有数。
事实上,是看在“知识”的份上,这个人还有救。
月前,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讲述自己在年近60之届,才拥有一个小小的书桌时的驿动心情。
那份迟到的天真,满溢纸上,真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高兴。
书桌是一个象征,一个读书人富足踏实的象征。
当年抗战爆发之时,北京大学生起而抗争,那道至今回荡在历史星空的吼声便是:“诺大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个时代,连书桌都放不下了,那问题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
然而,读着那位商人的文字,在为他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了几份替读书人伤感的凄然。
少年时负芨远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没一张固定的书桌;到了青年,赶上一个激越的年代,或上山或下乡,在广阔天地中,书桌是一种应该远离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到了中年,开始为生计、为职称、为篮中菜、为身边娃而忙碌浮沉,书桌简直便成了一个飘渺的奢望;只有到了儿孙成家、退休事定后的晚年,好不容易喘出一口气来,才蓦然想到,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还没有过一张真正的、宁静的“书桌”。
于是自怜,于是茫然,于是开始匆匆置办……
这样的描述,几乎是我们的父辈们的“人生公式”了。
当我很多年前大学毕业之际,一位年年拿一等奖学金的同学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毅然决然去了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南方。在毕业晚会上,他昂然宣称:在三十岁前,成为一个有自己书桌的读书人。
那份豪情和壮烈,为伤感的晚会平添了一缕憧憬。
在那样的时刻,一张书桌,在年轻学人的心中便意味着全部的“物质基础”——要想有张书桌,总得先有买书桌钱吧?总得拥有一块放书桌的空间吧?总得有毫不犹豫买下任何喜欢的书的钱囊吧?总得有从容读完一本书的宽裕时间吧?总得有一群可以从容地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三十岁之前,拥有这一切,你难道不就拥有了一位现代读书人的理想的全部吗?
在我写着这篇短文的时候,离那个晚会已经有十六年之遥了。
十六年来,我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走近一张自己的书桌。
然而,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这样的方向上继续的前行?我们是否已经被物质的光芒所迷惑?我们是否已经开始沉迷在另外一些更为光亮的游戏之中?我们是否还相信生命中那些朴实而悠远的意义?说实在的,我没有办法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当我们指责这个商业年代的浮华之时,其实自己的那张书桌和那份平和的读书心境却也在逝水中渐渐飘远。
我知道这是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年代”,睿智的加尔布雷斯在1997年把这个年代称为“自满的年代”,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会为自身长期的福祉设想,他们通常只会为立即的舒适和满足打算。“这是一种具有主宰性的倾向,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如此,更可说是人性深层的本质。”而要摆脱这种宿命,加尔布雷斯的答案是“自我救赎”,你必须在自满与自省之间寻找到心态的平衡。于是,对理性的崇尚与对知识的渴求,变成了仅有的拯救路径之一。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我不知道在三十三年前的那个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抛弃的顾准是否闪现过这样的倔强的念头。
【周末画报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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